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球名宿博班回归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他接受了《卫报》的独家采访，分享了与欧足联的关系以及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下午的雾气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使它陡峭的轮廓显得更加庄严。在对面的楼里，博班一边与记者共进墨鱼汁烩饭，一边解释自己回归的理由——这里曾是他在青训时期生活的地方。“从情感角度讲，这里是我人生中最厚重的一章，”他看着周围熟悉的场景感慨道，“如果不回来，我还能去哪呢？”

博班的职业生涯遍布足球界各个角落，每一段经历虽短却都闪耀光芒。如果不是过去十年间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重要岗位上持续发声，足球运动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两年前他辞去欧足联职位，许多人以为这位有主见、讲原则的人会迈向更高平台，然而他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收缩也是扩展：在苏黎世和尼翁拥有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成往事，但没有任何职务能像迪纳摩主席一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关注之下，直接面对接二连三的批评与审视。

当天的报纸印证了这一点：前一夜球队在欧洲联赛中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各类尖锐评论纷至沓来。“人们都说耶稣是善良的，”他平静地回应，“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善良，这很明显，对吗？可他们依然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又有什么资格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呢？”

这番表态非常符合博班的风格。六个月前他强势回归，最初出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份又经过俱乐部首次民主选举当选主席。他决心重塑这家他19岁就担任队长、34年前远赴AC米兰效力的母队，目标是要让这个仍受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影响的俱乐部重新焕发活力。为这项使命，他不收取分文报酬。

“我一生都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们，爱这座城市，爱我的祖国，”他坚决地表示，“所以当他们邀请我回来时，我能回答‘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坐在小岛上晒太阳、钓鱼看海’吗？要是真的拒绝，那便是违背我一辈子所坚持的信念。”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边的三个小时里，博班描述了他的愿景，也不回避那些亟待解决的难题。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那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议并通过的章程修正案存在严重问题，该修正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作为球员，博班随AC米兰赢得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欧冠冠军；退役后步入政治与行政领域，始终以退役球员身份发出有力却往往受阻的声音。回顾这段经历，是否会有遗憾？

“我只觉得可惜，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一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此后两人再无联系。“那几年我们关系不错，和他的家人也相处愉快。但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也清楚表明了立场。他选择了他自己的道路，事情就是这样，我祝愿他未来顺利。”

“可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件事我仔细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意气用事，也不是像被宠坏的小孩那般耍脾气。我反复推敲，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也让别人有空间消化。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决定和其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他坦言，如果不是因为那次决裂，自己可能仍留在欧足联。但强忍不满对他而言是不真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仅九个月，因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所有权结构，最终被迫辞职一样。

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他还留在国际足联工作，会如何应对当前局面？2016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AC米兰。博班与因凡蒂诺主席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说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曾“惶惑不安、迷失方向的组织”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定维护两人当时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为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所做的辩护——他正是该项目的核心推手之一。

博班认为，很多分析忽视了VAR在遏制操纵比赛、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现在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表示，随后列举一系列数据，比较VAR介入导致的时间消耗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原则的行为，他一定会选择辞职。谈到因凡蒂诺利用“和平奖”表彰特朗普、借此“占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如此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简直看不下去。我很惊讶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太过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客角色和所有这类事情。”

“一开始不是这样。我们所有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来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此努力。但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自身和国际足联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该变成政治组织，可他正把它往那边带，这是令人羞愧的。”

“但这不能抹去他之前做的所有好事，这并非由于我曾与他共事。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谬的作品’让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进来做简短汇报，他在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效力十余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训练理念，与那种培养了许多克罗地亚球员的激情与热血相结合。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级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这样大家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有潜力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锻炼实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全球最佳，也是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多明格斯在季前赛期间从巴塞罗那转会而来。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相似的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不久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触动，但这种思路真能让像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扩大的足球世界里保持竞争力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赞其是通过明智决策实现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没有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不少核心圈内人士承认，正是在博班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新欧冠的小组赛场次从10场减至如今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赛程18天、采用三队小组制，淘汰赛若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及当前世俱杯的形式，他忍不住批评：“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谋杀’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情讨论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问题”——加时赛。这让人们不免担心，这位能够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离开了权力中心。即使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在这种高度受控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仍拥有许多支持者。他难道不会考虑重返核心舞台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不少人，很多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将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任何别处。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结局？”

此时，雾气已经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中爆发暴力冲突，博班飞踹一名警察，就此成为民族英雄。与某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的时刻，并非我个人所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感到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获得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还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深入研究历史吧，”他说道。而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和今天的我们，有着相似的困惑、相似的问题和相似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穿上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至于尝试和U17的球员同场竞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这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坦言，“我从不防守，总是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